但实践中，这些本意在吸引社会资本的大型PPP项目基本没有吸收太多社会资本，项目多为中字头央企获得，其关键就是很多央企可以获得信贷资源，结果是很多此类项目从“公私合作”（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异化成“公公私合作”（Public-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即由地方政府牵头，由央企—地方平台企业主导，地方平台企业和央企联合向国有金融机构借钱，其中央企完成地方政府无法完成的融资，但工程相当比例最后分包给了私人承包商。结果很多PPP项目是完全地方政府付费，社会资本不参与项目的论证、设计、建设和运营，地方政府则承诺通过回购股份、支付固定收益等方式承担还本付息责任，这就又形成了新的地方政府隐性债务。　　邓勇表示，2019年，《药品管理法》第二次全面修订后，被誉为最严药品监管法规，对违法企业规定了更为严格的处罚措施，导致企业不断提升经营标准。之后，2020年版《中国药典》对中药材要求的标准更高，不少中药材因种植、管理、采收等流程不规范产生农药残留超标、有效成分过低等问题，被药企退货或减少进货。　　此外，要大力推动合并重组。在合并重组过程中应重点明确重组目的：以化解风险为主要目的的，应重点考虑合并重组过程中对不良资产的处理；以谋求发展为主要目的的，应对银行发展现状进行充分分析，为新银行制定一套特色化发展战略。　　路透社早前报道称，澳大利亚政府9日宣布，澳最大的散装粮食出口商CBH集团已获批恢复对华大麦出口运输。2020年年底，中方在CBH集团下属子公司出口中国的大麦中检出有害生物后叫停有关进口。除CBH集团外，澳大利亚谷物加工企业Emerald grain已获准重启对华大麦出口。澳大利亚贸易部和农业部联合发表声明称，上述两家出口商恢复出口是澳中两国持续开展讨论的成果，也是澳推进对华关系稳定的又一积极步骤。　　广州整车生产企业，不少由长三角供应商提供关键零部件；广州占比较高的日系整车生产企业，进口后往往要在长三角完成初步加工和组装，再运至广州进一步加工组装。“偏科”的广州，势必难以实现“汽车强市”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