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伶是龚贺楼上的邻居，在小区遇见时，龚贺会和她热情打招呼，聊上两句。在她印象中，龚贺“有拼搏精神”。除了导游的主业外，他还投资开过一个卖果干的店铺，“但因为疫情，生意一直不太好。”　　“在多因素推动下，2020年以来，多种中药材持续涨价。”北京中医药大学医药卫生法学教授邓勇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首先，药品质量标准提高，监管日趋严格，符合标准的药品变少，对中药材的要求随之提高，使得中药材价格水涨船高。其次，国家虽然鼓励并推进中药材种植基地建设，但推进过程中难免会有种植户转投其他产业，导致部分药材种植减少，种植成本上涨。再者，受气候影响，多种药材普遍减产，中草药种植面积有所萎缩，如青翘、酸枣仁、柏子仁、沙苑子、白术等药材因干旱与洪涝交替出现减产。此外，中药材种植加工工艺难度增加、国家对进口中药材的管制导致一些中药材原料缺乏、劳动力流失等因素也是药价普遍上涨的原因。　　但疫情之下，广州汽车产业结构性问题也暴露无余。当地媒体报道，广州汽车产业“整零比”仅1：0.35，而汽车发达国家则为1：1.7。　　黑龙江省农业农村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庞海涛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力争到2026年将全省粮食综合产能提高到1800亿斤，打造更加稳固、可靠、坚实、安全的“大粮仓”。　　因此，在这样一个互相嵌套的科研管理体系中，作为科研管理机构的政府、负责组织研究的科研单位和一线科学家之间，权责是模糊和失焦的。“这也是为什么2019年全国多地实行科研经费‘包干制’改革后，项目经费实行定额包干，只定总量，对执行细节不做约束，本是为了放权给科研人员，但现实中却起到了反向刺激，让人们想申请更多项目的原因。”周忠和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