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clearias”网站文章在谈论印度优势的同时也提到跨国企业在印度要面临的诸多挑战：复杂的官僚程序和税收制度；部分地区的基础设施落后；土地征用问题，特别是企业可能会面临当地社区的阻力；员工的培训和技能培训投入过大；文化和语言差异等等。文章还称，“中国+1”中的“1”并非只有印度，也可能是“中国+N”，其中的热门目的地有越南、泰国、马来西亚和印尼等东南亚国家，这些国家劳动力成本低，投资激励措施也有吸引力，这让印度各界对如何抓住这一机遇产生一定焦虑。目前来看，在机械制造、汽车和电气设备等行业，墨西哥、越南等国成为“中国+1”的明显受益者，印度并没有从这个战略中获得客观的收益。原因之一是印度对全球价值链的参与度不断下降，相关贸易政策更为严格，有的动机也并非出于融入全球价值链的愿望。如果印度不改变现有其贸易战略，就无法从“中国+1”中受益。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说，日本不顾国内外反对，已经向太平洋排放了15600吨的核污染水，公然将污染的风险转嫁给全世界，极不负责任。最近刚发生的福岛核电站放射性废液溅射事故，再次证明，负责核污染水排放的日本东京电力公司内部管理混乱，惯于隐瞒欺骗日方宣称的安全透明的排海计划，根本不能令人信服。　　比如，目前“五一”、端午节假将至，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在4月20日就公开通报了10起典型问题，包括了文化和旅游部原党组副书记、副部长李金早，辽宁省政协原党组副书记、副主席孙远良，河北省廊坊市委原常委、统战部原部长，大厂回族自治县委原书记谷正海，重庆市公安局交巡警总队原党委书记、总队长陈军等多人。　　“随着中美关系的恶化，澳大利亚的道路充满风险和不确定性”，澳大利亚《解读者》杂志网站称，澳大利亚仍然是美国领导的旨在“遏制中国力量”联盟网络的一部分，虽然华盛顿尚未对澳大利亚稳定与中国关系的努力发表评论，但美国外交官和政策制定者私下警告澳大利亚要谨慎。《解读者》称，尽管澳大利亚和美国的利益是一致的，但它们并非不可区分，澳大利亚将继续受益于中国的经济增长。而另一方面，美英澳“奥库斯”三边安全伙伴关系和加深与美国的联盟正在增加堪培拉对华政策行动的风险。　　由于操作失误，赵女士的电话被当做郭里口救援队联系方式向社会公布。“我的电话现在都处于‘爆炸’状态，有好多灾区的人打电话过来，他们有好几天没吃没喝的，有孩子发烧好几十个小时了，还有老人等着吃药的，太让人心疼了。”赵女士提到，求助者把这个电话当做救命稻草一样，但自己不在救援现场，就趁着丈夫还能接收信息时，把特别着急的发给他，“因为具体到哪里救援是要听政府安排，但我想如果他到时候在附近时，能把这些危机中的快快救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