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在去年四季度出台的一些金融支持政策已经到期的情况下，后续政策迟迟难产，决策层也陷入两难，正如刘鹤在年初所言，需要处理好房地产业系统性风险和道德风险的关系。如果下一步救助需要政府投入更多“真金白银”，该投给哪些房企？又是否能够达到目的？　　一位不愿具名的科学家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一般申请到经费后，即使是项目负责人，对经费的自由调剂权也很有限。一些小的调剂权，如设备费外的差旅费、国家合作交流费等有变动，负责人可以自主调剂，但遇到想采购的设备买不到、设备涨价太多的情况等大变动，仍需要层层上报给基金委、科技部等项目管理部门，等待审批通过。　　2019年以来，金融管理部门陆续对相关平台企业旗下的支付机构、商业银行开展执法检查工作，对美团金融、滴滴金融等企业旗下的8家支付机构进行过处罚，也曾对网商银行、微众银行等4家商业银行开展执法检查并予以处罚。　　湖南省纪委监委指出，上述6起案例，帮助的对象从妻儿、女婿到兄弟、外甥等形形色色，采取的手段从打招呼、站台到操纵招投标、量身定制补贴等花样百出，牟利的领域从业务承揽、项目发包到工程结算、资金奖补等包罗万象。有的公然打招呼、“站台”，搞权力变现；有的将国家项目视为“自留地”，搞雨露均沾；有的肆意增加工程量，搞损公肥私；有的将国家奖补资金私相授受，化公为私；有的以掌握的公共项目搞“等价交换”，做无本买卖；有的开“夫妻店”，一人后台当官做靠山，一人前台开店发大财。归根结底，都是党员领导干部利用手中的公权谋一己或一家之私利，搞一人当官，全家发财，一人高升，众人得济。　　（八）大力支持多业态创业。鼓励和引导搬迁群众结合自身优势特长，围绕家政服务、餐饮服务、社区便利服务、产品组装加工、现代物流等领域开展创业，在安置区及其周边大力发展“小店经济”“夜市经济”。支持符合条件的大型安置区建设实训基地、创业园区等创业载体，引导具备创业能力和意愿的搬迁群众优先入驻，按规定给予创业补贴、场地租金和管理费减免、水电费用优惠等扶持政策。优化创业服务体系，强化创业培训，向安置区创业群众提供市场开拓、管理辅导、品牌打造等深度服务，引导当地龙头企业带动搬迁群众依托其产业链创业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