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中方始终认真执行安理会有关决议。安理会涉朝决议内容不只是制裁，还强调对话。中方主张全面、平衡执行有关决议，反对选择性地只强调制裁，忽视推动对话进程。　　时任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刘结一（现任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外事委员会副主任），时任浙江省委书记车俊（现任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主任）等出席。　　事实之三：美国滥用国内法律和先进技术，成为“窃密帝国”“监听帝国”“黑客帝国”。与中国注重保护本国境内收集、产生的重要数据相比，美国长期以来利用国内法授权和强大的技术能力，无孔不入、无处不在地监控本国人民，监听世界各国人员，窃取各种数据，严重损害他国主权和公民信息安全。2001年，美国出台《爱国者法》，以“反恐”为由，广泛赋予执法机关搜索电话、电子邮件、医疗、财务和其他记录等权力。2018年，美国出台《云法案》，规定凡是受美国管辖的通信服务提供者所拥有、监管或控制的数据，无论是否存储在美国境内，通信服务提供者都有向美国政府提供数据的义务。美国《洛杉矶时报》报道，2008年至2021年，美国入境和海关执法局花费约28亿美元，进行监控、数据收集和数据共享计划。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年度报告显示，2020年12月至2021年11月不到一年间，美国联邦调查局在没有搜查令的情况下，对美国公民的电子数据进行了多达340万次的检查。近期，国家安全机关披露，美国间谍情报机关频频使用“网攻武器库”“强制科技企业开后门”等方式，对华大肆进行网络攻击、窃密活动，给中国网络和数据安全带来严重风险隐患。　　从世界范围来看，多数国家对基础研究的资助体系都采用“竞争性项目制+稳定的机构式资助”的双轨模式，但不同国家各有侧重。荷兰、德国、法国等欧洲国家以机构式资助为主，美国和中国的体制比较像，以竞争性项目为主，不过大部分科研人员能获得一份“有市场竞争力”的薪酬并由政府兜底，与项目关系不大。多位专家还注意到，近年来，各国都存在逐渐强调竞争性资助，弱化稳定资助的趋势。　　《日本经济新闻》9日报道称，美国政府针对半导体对华出口施加了严格管制，与美国建立同盟关系的日本被要求采取相同水平进行管制，这导致日本企业失去此前一直依赖的巨大中国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