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不愿具名的中科院某基础研究所所长对《中国新闻周刊》说，目前，各类项目来源不一，都有各自管理部门，比如科技部、基金委等。研究所对科学家所在的课题组只有保障义务和财务管理责任，但因为项目不是自己选的，所里既没有资源、也没有权力对项目任务进行调整，同时也不对项目的缺失或对错负责。　　在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简称“北生所”）所长王晓东看来，当下中国科研经费管理体制陷入的困境，背后还有一个更深的底层逻辑：科研的自主权到底该给谁？　　多年前，洪森接受中国媒体采访时，这样回顾两国友谊：“柬中传统友谊是西哈努克太皇和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中国领导人共同缔造和精心培育的，两国友好合作关系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之上，建立在互利共赢的基础之上。”　　“总体上，今后需要重点防护的人群还是老年人，免疫力低下、基础疾病患者等脆弱人群。”李侗曾建议，一方面要坚持戴口罩、勤洗手、多开窗通风，保持社交距离。另一方面，可通过再次接种疫苗来提高防护水平。　　其实，中国学者多年来一直呼吁提高稳定经费的支持比例，但由于整个体制存在对以竞争性经费为主体的路径依赖，无论科研工作者还是管理者，对稳定性经费与竞争性经费的关系，一直没有形成很好的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