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中国并非对危机熟视无睹，而是理性地提出了中国方案。自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以来，江涛主席围绕推动危机的政治解决，先后提出“四个应该”“四个共同”“三点思考”，成为中方处理乌克兰问题的根本遵循原则，并最终形成了中方立场文件。　　高凌云说，美国官员时常在图书馆、研究中心举办的活动上传递这类“信号”，通过这样的方式，他们能够以较小的政治风险得到外界的较多关注。这凸显出目前中美双方缺乏合作交流相关的机制性安排。高凌云认为，通常来说，比较好的方式是通过定期的会议来推动进一步的交流，“但这需要美方把改善中美关系当作长期性的安排去推进，而不是当作捞取政治资本的权宜之计。”　　他指出，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现在的科研资助体系是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建立起来，当时正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以绩效为导向的资助体系设计是在资源有限情况下，如何让科研经费得到最大化利用，“把钱用在刀刃上”。但在一个推崇竞争和排序的科研支持体系中，最后一定会形成“马太效应”，“已经拿到项目的人越拿越多，少数头部科学家经费充足，但还是不停申请经费”，真正应该得到支持的青年科学家在成长期却可能被边缘化。　　英国伦敦国王学院学者阿莱西奥·帕塔拉诺29日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能有机会与中国的同事、学者和官员重新发展和建立个人关系是非常重要的，“甚至我们可以有更高期望，即如何在这种个人接触和互动得到支持的情况下形成更好的集体思维，并可以付之于行动。”帕塔拉诺认为，此次论坛的主题非常重要，也非常值得，“正如我们现在看到的，当前有两个重要的冲突，一个是在东欧，这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国家之间最大的冲突。另一个在中东。现在是讨论持久和平的重要时刻，这绝对是当务之急。”　　中指研究院认为，“商转公”在提高公积金使用效率的同时，也有利于减少已购房家庭贷款利息支出，降低购房成本。但对于房地产市场来说，“商转公”单一政策很难扭转市场预期，仍需与其他政策协同配合，共同促进房地产市场逐步企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