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回到沿背村，龚全珍和甘祖昌的两个弟弟，3家人挤在一栋旧房子里。县民政部门几次提出要为甘祖昌在县城盖“将军府”，都被婉言谢绝了。渐渐的家里人口多了，老房子挤不下了，甘祖昌才自掏腰包盖了一栋普通民房。　　除了拿“放大镜”审视销售员行为细节，代理退保人丁宇翔也试图在合同和销售流程上寻找可供投诉的漏洞。他问了许凯一连串问题：当时买保单有没有抄写过一段话？是本人抄写吗？保单哪些信息是错误的？保险合同多久拿到？有没有在哪里签字？　　小柯在进行鼻综合手术时，就遭遇了“翻车”：“我当时没有寻求父母的帮助，甚至也没有告诉几个朋友。”她一个人前往医疗机构抽血、化验、手术，最后签下了1.28万元、共24期的分期付款协议。“当时年纪小，不是很懂维权。我去咨询的时候，医生就忽悠我做价格比较高的。第一次没做好，假体在鼻子里歪掉了，去找他们就告诉我要等一段时间才能重新做，我不满意也没办法，结果一两年后我再去找，这家机构已经不在了。”　　对此，也有临床专家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指出，站在医院的角度，碰到这样的情况医生也很无奈，医生不仅要给患者治病，更需要推动整个医疗系统的规范化进程。“一切的政策流程推进，最终的目的无疑是关注的两点：第一位，保证药品质量；第二位，真正实现惠及于民。基于此，我们也希望相关流程能够尽快走完，让患者不再担心无药可用。”　　吴威回忆，1999年那会儿，自己已经是一名导游，他知道龚贺表达能力强，善于交流，书看得多，读书时作文写得好，觉得他“有当导游的天赋”，就劝他也去考一个导游证。第二年，龚贺拿到了导游证，就从散客开始带。他们两家住得也不远，父母是老同事。平时有团时各忙各的，没团时就常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