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他也指出，政协委员履职时，“跨界”是正常的，并倡导政协委员开展“跨界别”活动，例如隶属科技界别的政协委员可以参与其他界别的有关科技领域的调研、提案和建议等，“实际上，界别更多还是搭建一个政治协商、参政议政的平台，它具有开放性的特点”。　　另一个最核心问题，就是钱从哪儿来？关于提高稳定经费比例的建议，身为全国人大代表的王贻芳已经在两会上呼吁了多年，但收效甚微。他分析，改革障碍可能与中国多头的科研管理体制有关。现有体制以项目为核心，各类不同的竞争性项目分别出自科技部、基金委、发改委等多部门，它们只会盯紧自己手里的项目经费，既没有动力，也缺乏能力去全局推动。也因此，近年来只有零星的碎片式改革，比如中科院内部在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试点稳定经费支持等。　　事实之一：《反间谍法》中关于查阅调取数据的规定是对现有法律的衔接细化，并非新增授权。2021年《数据安全法》第35条已对国家安全机关“因依法维护国家安全或者侦查犯罪的需要调取数据”作出规定。《数据安全法》施行两年多来，国家安全机关严格依照法律规定行使相关职权。此次修订《反间谍法》，进一步明确了查阅调取数据的执法前提、审批流程、调取限度等，规定国家安全机关查阅调取数据应符合三项要求：一是仅限于执行反间谍工作任务；二是须经设区的市级以上国家安全机关负责人批准；三是查阅调取有关数据不得超出反间谍工作所需的范围和限度。　　某机关整顿工作作风，停办学术会议，讲课费一律限期上缴廉政账户。有干部直言：“严管是管‘害群之马’，不是整个‘群’！违规所得要上缴，但不能连合法收入都上缴吧？这么一搞，正常学术交流都停了。”　　作为一名一线经纪人，刘继定1月29日通过电话告诉《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中介行业形成如今的格局是有原因的，目前开发商对于中介渠道的依赖度很高，有的楼盘超过7成，有的楼盘甚至不用渠道都无法销售。如果此事之后，更多开发商能够和渠道较量下，对开发商自身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