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益新于1985年7月毕业于衡阳医学院（现南华大学），获医学学士学位；1990年7月毕业于中山医科大学，获医学博士学位，曾先后留学日本、美国，是中国科学院院士、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　　之所以问责泛化、简单化，就是因为害怕出事，干脆层层加码。要让干部敢为、地方敢闯，还得落实“三个区分开来”，即把干部在推进改革中因缺乏经验、先行先试出现的失误错误，同明知故犯的违纪违法行为区分开来；把尚无明确限制的探索性试验中的失误错误，同明令禁止后依然我行我素的违纪违法行为区分开来；把为推动发展的无意过失，同为谋取私利的违纪违法行为区分开来。　　“这句话真的让我非常的感慨，因为它很朴素，但是讲出了很深刻的东西：这世上所有人的困境和苦难和我是相关的，所以我们仍然需要关注这个社会，关注生活，关注那些处于困境中的人们。”　　因此，在这样一个互相嵌套的科研管理体系中，作为科研管理机构的政府、负责组织研究的科研单位和一线科学家之间，权责是模糊和失焦的。“这也是为什么2019年全国多地实行科研经费‘包干制’改革后，项目经费实行定额包干，只定总量，对执行细节不做约束，本是为了放权给科研人员，但现实中却起到了反向刺激，让人们想申请更多项目的原因。”周忠和说。　　答：还是有机会的，法律中规定了宽大处理和挽救教育的原则。我国《反间谍法》第五十五条规定，在境外受胁迫或者受诱骗参加间谍组织、敌对组织，从事危害我国家安全的活动，及时向我国驻外机构如实说明情况，或者入境后直接或者通过所在单位及时向国家安全机关如实说明情况，并有悔改表现的，可以不予追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