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研发投入总量看，2022年，中国研发经费（R&D）投入规模首次突破3万亿元大关，仅次于美国，位居世界第二。其中，基础研究经费支出为1951亿元，占全部研发经费的比重为6.32%，相较十年前的4.8%，已是一个很大的提升，但仍远低于主要发达国家15%~25%的平均水平。王贻芳认为，中国基础研究的问题，一方面与总体的投入比例不足有关，更关键的症结在于，6.32%的经费也没有得到相对合理的分配，造成经费的使用效益不高。　　宏观经济学家、上海财经大学校长 刘元春：①在目前复杂严峻、全面恶化的整体国际环境下，我们的外贸将会越来越多地承受外部压力。因为今年全年世界的贸易增速都出现回落，韩国、越南、印度，也都出现了外贸增速负10%以上的状况。我们上半年出口增长3.7%，显示了我们经济发展的弹性韧性，但是一定会承压的。　　这是华为内部创新的方法论，打通学术界与工业界、基础研究与应用，现在正向外部扩展。这些“既瘦又胖”的跨界专家正努力成为“科技外交家”。查钧在2021年的访谈中说，华为要求，专家如果解决不了问题，就到高校跟老师碰撞讨论，向很多合作伙伴发布难题，“专家本人要把这个问题当成他自己的问题，把解决问题当成他自己的责任，变被动为主动”。　　申军良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自己是一周前得知了两名人贩子被核准死刑的消息。接到申聪被拐案法官的电话后，正在跑网约车的他联系了在江西的钟丁酉，两人约好一起到广州汇合。　　蒋敏娟在《组建中央社会工作部与社会治理现代化》一文中梳理了组建中央社会工作部的历史逻辑：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之前的30年时间里，我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体制，采取的是“单元分割式”的社会管理模式，以人民公社体制和单位制将全体社会成员纳入统一的管理体制中。随着改革开放的日益深化及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结构发生了剧烈的变化，我国的社会治理环境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原本依靠封闭的单位制实现社会融合的社会基础不复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