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在这样一个互相嵌套的科研管理体系中，作为科研管理机构的政府、负责组织研究的科研单位和一线科学家之间，权责是模糊和失焦的。“这也是为什么2019年全国多地实行科研经费‘包干制’改革后，项目经费实行定额包干，只定总量，对执行细节不做约束，本是为了放权给科研人员，但现实中却起到了反向刺激，让人们想申请更多项目的原因。”周忠和说。　　公开资料显示，梅宏系计算机软件专家，主要从事软件工程和系统软件领域的研究，1963年5月生于贵州省余庆县，1984和1987年分别于南京航空学院获学士和硕士学位，1992年于上海交通大学获博士学位，201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程光是东南大学网络空间安全学院教授。2022年11月，他首次“揭榜”，选择的题目是 “资源约束条件下，百万数据流的统计和筛选”。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这是一个具有广泛应用场景的技术难题，在网络安全、网络管理、网络测量等很多领域都会用到。他原本就对此有研究，看到问题后，当天就给“接口专家”发邮件，很快收到回复，第二天一早，双方进行了首次线上讨论。　　“价格要科学、全面地看待。提不提价格，对于管理层来讲，是我们每天都在追求的。但什么时候提、怎么提，确实要有智慧。这两年的改革，给股份公司和股东贡献了一些利润，大家就在想飞天茅台能提价就会有更多的利润、回报得更多，我们也是这么想的。”　　早在2001年，年广久已主动把商标权转给了儿子，自己逐渐淡出了管理。年广久曾谦虚地说：“我的时代过去了，我管理的那一套有点落伍了，干脆让他们接盘，我就安心卖货算了，现在的时代是他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