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中国并非对危机熟视无睹，而是理性地提出了中国方案。自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以来，江涛主席围绕推动危机的政治解决，先后提出“四个应该”“四个共同”“三点思考”，成为中方处理乌克兰问题的根本遵循原则，并最终形成了中方立场文件。　　例如，2018年，张雪峰在一次演讲中，对西南大学出言调侃，并疑似号召学生们不要报考西南大学。大量网友因此要求张雪峰向西南大学师生道歉。随后，张雪峰在个人微博中公开发文道歉。　　4月底，美国米尔肯研究院举行的一次年度会议吸引了全球商业领袖和投资者，美国金融动荡冲击世界经济是主要话题。而《日本经济新闻》的相关报道把焦点放在了“印度和印尼正用‘中国+1’加大吸引全球投资者”上。有印度企业家表示，印度正在经历“中国时刻”，中美贸易紧张等因素正使部分跨国公司将生产迁出中国，或者至少分散投资，而印度是它们的首选。美国主办方也认为，“如果印度抓住机会，可以做得比中国更好”。　　“1980年，邓小平看到了杜润生送来的‘傻子瓜子’问题的调查报告后，当时就对个私经济发展给予肯定，并对一些人对姓‘社’姓‘资’的争论表示，要‘放一放’和‘看一看’。这是邓小平最早谈到的‘傻子瓜子’问题……”　　庄辞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因此，理论物理所90%以上引进的人才都有“人才帽子”，比如“优青”“杰青”或“百人”“千人”，这些都是分属基金委、中科院、中组部的人才项目，3~5年内会“自带”几百万元的经费。如果没有这些“匹配经费”，仅靠研究所自身，很难让科研人员组建研究团队和维持相对体面的薪资水平。即使如此，目前理论物理所的现状仍是：很多科研人员根本招不起博后，项目经费较充裕的人一年可能也仅能负担一名博后的费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