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期，大概70%以上的人其实都是开药的，恐慌性就诊的。”荣义辉说，大概不到一个礼拜，很多医院连退烧药都没有了。“新十条”发布后，考虑到退烧药用量会激增，他所在的医院储备了正常情况下两个月的量，但很快就被抢光了，药房开始四处寻药。“我们也低估了老百姓囤药的能力。”　　2005年12月，孙成伟离开丹东赴辽宁省会任职，担任辽宁省公安厅法制控申处处长；2008年6月，任朝阳市公安局党委书记、局长；2009年10月，任辽宁省公安厅党委委员、纪委书记、督察长；2015年6月退休。　　实际上，中央社会工作部组建之前，地方上已经有了先行先试的经验。2003年起，上海市、北京市、广东省等地先后设立地方社会工作委员会，加强党对社会领域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宋贵伦认为，中央社会工作部也是在对过去这些年地方经验的总结上组建的。　　这种“雇佣军模式”带来的直接副作用是：项目选择方向的失衡和错位。站在科研单位角度，其对主要领域的发展方向和路线选择缺乏决定权，自身也没有足够资源布局。“有时单位想上的项目没有被批准，不太想上的反而被批准了，感觉项目能否被批准有相当大的随机性，所以干脆就把所有想做的、不想做的，着急的、不着急的项目都一口气报上去，看哪个能中。这就是为什么基础研究多年来的经费使用效益低下，因为选题并不是最好的，只能出小成果，出不了真正有价值的成果。”前述基础研究所所长说。　　（十五）实现公共服务提标扩面。强化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县域统筹，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开展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区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化建设。对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完成后，符合当地城镇住房保障条件的住房困难家庭，纳入城镇住房保障范围，按照当地政策给予保障。在安置区配套建设完善与人口规模相适应的幼儿园，确保提供普惠性服务，满足就近入园需要，不断提升保教质量。支持安置区周边有条件的义务教育学校扩容增位，强化教师配备，加大紧缺学科专职教师补充力度。支持万人以上特大型安置区医疗卫生机构建设，完善县乡村三级联动医疗服务体系，支持发展远程医疗、派驻、巡诊、轮岗等服务方式。支持人口规模较大的安置区建设托育机构、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儿童福利院、养老院、幸福院和日间照料中心等，适度建设残疾人康复综合服务设施。支持安置区全民健身场地设施建设，打造绿色便捷全民健身新载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