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一位纪检监察干部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实践中企业和公职人员高利转贷情况并不少见，但实务中以这个罪名追究刑事责任的并不多。“公职人员职务犯罪由监委管辖，高利转贷罪由公安机关管辖。面对大量存在的高利转贷现象，执法人员不会也没法全部入刑。如果这类公职人员态度较好，监委一般也不会移送线索给公安，并追究高利转贷罪。”　　湘潭市政协原党组副书记、副主席刘硕科利用职务影响为其妻子及儿子从事经营活动提供帮助的问题。2005年至2022年，刘硕科利用担任湘潭高新区管委会主任、党工委书记，湘潭市政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等职务上的影响，通过违规向相关公职人员打招呼，为妻子林某某代理湖南某科技公司在湘潭市开展“校讯通”业务提供帮助，林某某从中获取巨额利益。2019年至2023年2月，刘硕科利用担任湘潭市政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等职务上的影响，违规为其儿子刘某在某集团公司开展水渣销售业务提供帮助，刘某从中获利共计约149万元。刘硕科还存在其他严重违纪违法问题。2023年7月，刘硕科受到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违纪违法所得被收缴，涉嫌犯罪问题被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　　其实，分析近几年央企总部的迁移轨迹不难发现，对于央企总部的搬迁选址，不仅要服从、服务于国家经济发展的规划和总体布局，同时也会兼顾市场的需要。　　过去三年，中国外贸特别是出口在疫情期间取得远超以往的高增长，这背后有防疫物资、“宅经济”商品热卖等诸多一次性因素，并非常态。如以过去的高增速判断现在的外贸状态，难免失之偏颇。　　“十四五”前两年，湖北、陕西、甘肃、青海等地区能耗增速较快，能效提升缓慢，扣除原料用能和可再生能源消费量后，能耗强度下降仍滞后于“十四五”目标进度要求，个别地区甚至不降反升。有关地区节能审查松弛，高耗能、高排放、低水平项目管理乏力，节能形势十分严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