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恩斯指，只有对中国的某些产业采取“有限且常识性的限制措施”，才“符合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伯恩斯没有就什么是“有限且常识性的限制措施”进行解释，但就过去一年拜登政府的动作来说，那意味着限制中国发展高科技产业的能力，意味着在国际层面寻求限制对中国“关键产业”的投资，例如明确“让中国的芯片开发陷入停滞”。　　需要警惕的是，一旦攻破国家机关和涉密单位网络系统，境外间谍情报机关就可拿到存储其中的重要数据、文件资料乃至国家重大机密。中国的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但凡被控制，就会面临被干扰、被破坏的“致命一击”。还有窃取商业机密、监控国人通信，一番操作搞下来，对中国国家安全造成极大威胁。　　不过，这一推测早已遭到驳斥。中远海运秘鲁钱凯项目副总经理、前秘鲁海军上将贡萨洛·里奥斯·波拉斯特里（Gonzálo Ríos Polastri）此前表示，中方在钱凯港的投资“100%是商业性的”，“这是私营企业根据市场规则进行的投资，它可以有不同的地缘政治解读，但它不是一项有任何国家安全含义的投资。”　　一位不愿具名的科研管理人员对《中国新闻周刊》感慨，国家三令五申说科技人才评价体系改革要“破五唯”，尤其不要“唯帽子”，但问题是到了基层，无论对科研人员还是研究机构，都是凭“帽子”发钱，不可能不重视，甚至研究机构为维持自身更好运营，也会鼓励研究员多申请各类人才、科研项目，单位内部的排名或奖惩也都和项目直接挂钩。　　进入新能源汽车时代，区域格局正在不断洗牌。汽车产量前五名省份中，除广东近年地位较为稳固外，吉林曾在2019年短暂超过上海，随后连续两年下降，到2021年，上海已反超吉林48万辆。去年前11个月，两地差距仍在继续扩大；与此同时，湖北也被重庆超越，退居第五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