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三甲医院主治医生告诉大象新闻记者，医药代表作为医药公司和医生之间的纽带，通过有效的推介新药品、器械，在产业链上发挥着应有的价值，“但在这个过程中，因为医代和医生并非是产品的最终使用者，所以很容易从销售角度形成利益共同体，而非从产品自身优势、性价比这一初衷进行考量——这的确需要通过监督检查，进行有效的遏制。”　　“70后”的另一正部级大员阿东也是科班出身，从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系人文地理专业博士毕业后，他进入国家海洋局海洋综合管理司资源开发管理处工作。19年间，阿东在国家海洋局海洋综合管理司、海域管理司、东海分局、政策法制与岛屿权益司等多个部门历练，从科员到司长。　　如今，北生所又走到了一个新的十字路口。王晓东说，北生所二期已经落成，实验室还要继续扩张，后续需要更多资金支持，这些钱从哪儿来，仍是摆在面前的一道难题。“北生所现在是否还承担着体制改革试验田的重任？它到底是一家什么性质的研究机构？这些都还没有定论。”　　实际上，从20世纪90年代起，面向国家战略需求就成为全球范围内推动需求导向的基础研究的一个重要举措，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将基础研究同国家利益相联系，在任务驱动下，“有组织的基础研究”亦随之兴起。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政治学教授罗杰斯·史密斯（Rogers Smith）在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美中关系无疑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和最主要的两个排放国，美中两国的政策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人类是否能够以及会以什么条件生存下来；两国的经济也紧密相连，因此如果两国之间破坏性的竞争超越合作，那么世界也无法繁荣。”也因此，史密斯认为，即使短期内无法产生明显结果，美中两国保持密切的沟通也非常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