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被动接收消息，申军良自己也花了很多心思。他在网约车上贴了寻人启事，提醒乘客关注；他和晓莉不定期开直播、发视频，分享自己的寻亲经验；有人找到了孩子，不知道怎么认亲、怎么处理和养父母的关系，请他陪同走一趟，于是也买了车票跟了过去。　　作为一名一线经纪人，刘继定1月29日通过电话告诉《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中介行业形成如今的格局是有原因的，目前开发商对于中介渠道的依赖度很高，有的楼盘超过7成，有的楼盘甚至不用渠道都无法销售。如果此事之后，更多开发商能够和渠道较量下，对开发商自身是好的。”　　在调研中国“产业链转移”问题是否成立时，外交学院教授施展就曾将目光对准类似于常熟、平湖这样的“产业小镇”。他研究认为，这些“小镇”的成功，反映的并不是一个或几个企业的力量，而是中国制造业作为一个体系的力量。在人力和土地成本优势减弱之时，这种力量令“小镇”仍能保有超强的成本控制能力。　　做电器代工的伊塔科技也直观感受了疫情带来的疏离感。疫情以前，何兴茂每年要往日本跑四五趟。三年不见客户，最直观的感受是新产品和新项目的推进变得非常困难。过去日本客户频繁到中国出差，重要事项和细节，两三天就能确定好。但疫情以后，确认一个细节，就得寄一次快递，寄快递耗时一个星期，客户反馈过来，又是一个星期。“改好以后，你做资料给他，他确认好我们再做样品，做好样品再寄，又是一个星期。”对这样的反复确认，何兴茂极为苦恼，影响营收还在其次，一旦上新节奏被打乱，错过销售节点，会给客户造成巨大损失，之前积累的信任关系也会受到极大的损耗。　　龚贺的前同事和朋友张凯提到，行内人对这种情况比较敏感，“发现不对劲，会第一时间给旅行社打电话。”王冰解释说，研学团的助教多数都是由旅行社招的兼职人员，最主要的工作是看着孩子们，以防走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