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值得关注的是，部分地方政府在扭曲政绩观的引导下，不当干涉当地银行业务，抬高隐性负债。长期与房地产和地方融资平台高度绑定的中小银行承担了较多隐性债务，无法有效地实现模式转变、职能转换，并不断积蓄风险。　　据《环球时报》记者了解，韩方因对来自中国旅客采取入境检测等加码措施，有关入境机场需额外投入人力、物力及安排专门区域等，导致其国内部分中小机场无法承接中国方向航班。韩方遂取消了由本国航空公司执飞的从釜山、济州、大邱出发及少量从仁川出发的中韩间往来航班。　　9月20日上午，依然是在鼓房大厦的会议室，王经理与业主又进行了新一轮沟通。这一次他带来了《南京市城市更新中既有建筑改造利用消防设计审查验收改革实施方案（2.0版）》，这是今年7月发布的一份文件，对“三原”项目作出明确规定。　　16时15分左右，CA403降落于新加坡樟宜机场第三跑道。边先生说，降落后，航班第一时间开启了左侧的安全门，“我们大家用充气滑梯滑出去了。”　　上述风险事件集中反映出中小银行艰难的经营现状。总结来看，中小银行整体呈“量多质弱”的特点，较国有大行和股份行而言，中小银行盈利能力普遍较弱，抗风险能力较低，风险抵补能力弱，且高风险机构聚集。根据央行公布的2022年四季度金融机构评级结果，高风险银行346家，城商行、农合机构（包括农商行、农合行、农村信用社）和村镇银行的数量分别为16家、202家和112家，占比高达95.4%。中小银行一方面资产质量偏差，城商行、农商行的不良贷款率分别为1.90%和3.25%，高于商业银行的平均水平（1.62%）；另一方面，能够承担损失的自有资金较少，资本充足率显著低于国有大行和股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