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行为法学会金融法律行为研究会副会长王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个罪名的设立背景很特殊，1997年，提交到全国人大审议的刑法修订案草案中，并没有高利转贷罪。但在两会讨论期间，有来自银行界的人大代表主张增设这项罪名。他们的理由是，在贷款发放后，很多申贷人没有将其用于申请时所称的用途，而是高利转贷他人，吃利息差。　　赖士葆进一步介绍称，台防务部门在弹药管理这方面有很大问题，也欠台湾民众一个道歉和说法。九鹏基地是台湾很重要、高端的武器研发中心，它都会爆炸，基隆的是传统武器爆炸，这两个都这样，就只有一个原因，台防务部门管理太松散了。　　11月11日，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优化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措施 科学精准做好防控工作的通知》。这份被称为“二十条”的文件，坚定了地方政府迅速对接海外市场的信心。“通知正好是在我们筹备赴日包机期间下发的，于是我们立刻又启动了赴欧包机的筹备工作。”苏州市商务局外资处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此外，市场监管总局于2021年11月发布的《医疗美容广告执法指南》明确，重点打击违背社会良好风尚，制造“容貌焦虑”，将容貌不佳与“低能”“懒惰”“贫穷”等负面评价因素做不当关联或者将容貌出众与“高素质”“勤奋”“成功”等积极评价因素做不当关联等情形。北京市卫健委会同市市场监管局于日前联合印发的《北京市医疗美容服务合同（试行）》示范文本也强调，美容医疗机构“不得制造容貌焦虑”。　　而在不少药企内部，则会设KA（重点客户）部门，与医院建立所谓的“战略合作关系”，这类“自愿慈善行为”亦不少见，新京报此前报道，有医药代表告诉新京报记者，去年疫情，她所在的公司给医院“捐赠”过一万多瓶布洛芬，有一家战略合作医院缺救护车，公司就“捐赠”了一辆救护车。